江若琳

　　長江商報消息 ■特約評論員 任然
　　中科院院士王正敏被曝學術作假。王正敏2005年增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時候，一共有7名院士推薦人。最近，其中4名推薦人向中國科學院寫聯名信，要求中科院對王正敏予以除名。（1月7日《央視》）
　　就眼下來看，不管是王本人的回應，還是中科院的沉默，都說明距事件的“總結陳詞”為時尚早。在這個背景下，與王正敏當選院士密切關聯的4名推薦人，以高調姿態呼籲中科院將王除名，或許將使事態的發展迎來新的拐點。
　　如果說作為學生的王宇澄舉報老師王正敏，在外界看來可能有“師生恩怨”之嫌，那麼，作為院士評選制度框架內的推薦人，適時“揭醜”，無疑附帶了更多的制度性糾偏意義。事實上，就4名推薦人的表態來看，他們的動機並非是基於輿論壓力而選擇“撇清關係”。聯名信中，列舉了王涉嫌造假的論文和偽造的院士申報材料，更可視為是提供了王涉嫌造假的內部證據。
　　更值得註意的，這一聯名呼籲也並非是完全的“自發”性質。就院士制度的設計而言，推薦人對於當選院士的學術真偽和信譽，必然負有連帶的監督責任。輿論大多將王的造假指向院士評選制度的弊端，在宏觀上，這無疑是恰當的。但顯而易見的是，任何一項制度的弊端，都需要有相應的責任追溯和承擔者。如今當年一半以上的推薦人站出來要求將王除名，並聲稱承擔責任，這更應該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承擔。
　　關於制度弊端與個人責任的問題，總容易讓人難以取捨。當我們面臨因制度設計不當而導致的不合理現象時，總是習慣性地將事件的解決和責任推向制度和體制，而個體責任往往在這樣的聲討中得以習慣性隱身。類似的制度至上主義，也可能將改革指向了一個死衚衕。特別是在目前的語境下，負有首要調查和回應責任的中科院卻選擇沉默，院士評選制度中重要一環的推薦人站出來回應，在客觀上未嘗不是對改革的倒逼。
　　推薦人劉新垣坦承，“當時就聽人家說，就是有一個老的資深科學家，他們單位(復旦大學)也向我們推薦，我們相信了，我們相信了單位(復旦大學)”。作為責任者之一，敢於站出來道出真相，既是主動承擔責任，也未嘗不是對於院士制度弊端的“呈堂證供”——為何以單位之名的推薦就可如此輕鬆得逞？為何單位要為院士的學術水準背書？如此種種弊端，早已被詬病，更是對院士制度改革方向的現實佐證。
　　對比數位推薦人敢於在各方“面面相覷”的尷尬中承擔責任，陳說真相的率性，我們更可窺見以往院士學術爭議乃至院士制度改革中的更大的沉默。這種沉默更多的並非是個人之為，它甚至就是目前院士制度弊端的一個側面印證——它將個體的責任隱藏，看似人人都是責任者，卻找不到敢於打破沉默和承擔責任的人。這種制度生態，顯然為類似王正敏的爭議性院士的出現埋下了土壤。
　　巨大的沉默被打破。它能否成為王正敏這一個案水落石出的前兆，目前來看依然難有結論。但是，當作為院士體系中的一部分敢於亮明自己的態度，中科院顯然不能再次選擇沉默以對。而就整個院士制度改革而言，如果更多明晰真相的人不憚於道出真相，直陳弊端，改革或許將進一步打破“沉默”。　　（原標題：推薦人呼籲除名能否打破“院士”沉默）